“和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“和谐”是我国古代“和”的思想的延续和升华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和内在精神。“和”的思想源远流长，内涵十分丰富。最早见于《周易》：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”；《尚书》载：“（尧）九族既睦，协和万邦”；《老子》有言：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；孔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；孔子的弟子辈则提出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”；“和则一，一则多力，多力则强”……可以说，“和”的思想与中华文明相伴而生，并以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合二而一”、“和而不同”、“和为贵”等价值目标，广泛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；以“和衷共济”、“和气生财”、“政通人和”、“家和万事兴”等道德追求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格的完善。 “和谐”一词的出现跟音乐有关“和”与“谐”的出现，最早跟音乐有关。 《尚书·舜典》载：“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”；《诗》云：“既和且平，依我磬声”；《国语》说：“乐从和”；《尔雅·释乐》谈到：“小者谓之和，大笙谓之巢”；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指出：“异音相从谓之和，同声相应谓之韵”。以后，引伸为和声、和弦、一唱百和、随声附和等。古琴曲《阳春白雪》，传说为晋国宫廷乐师师旷所创，“和者盖寡”既说明该琴曲技巧性比较强，操琴者难掌握，也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晚期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现实；作为晋国宫廷乐师，师旷所维护和倡导的应当是正统的雅乐，而当时大的社会背景正处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，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；以《阳春白雪》为代表的雅乐已难以适应人们思想发展的需要，故“和者盖寡”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音乐跟政治、社会生活的关系。 “和谐”一词的出现，依然是音乐意义的延伸和扩展。公元前566年（晋悼公十一年），晋国在与楚争郑的战争中，取得决定性胜利，郑国被迫以大批乐师、乐车、乐器、歌女向晋求和；晋国终于成功实现了复霸中原的梦想。为表彰大臣魏绛当初“和戎”的主张，悼公特意将郑进献之“乐之半赐魏绛”，并借题发挥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狄，以正诸华；八年之中，九合诸侯；如乐之和，无所不谐，请与子乐之……”此段故事被记载在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里，系“和谐”一词的最早出处。 “和谐”治国兴新田和谐治国的理念在新田提出，不是偶然的，应该说是晋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及传统地域文化的综合反映。晋是在古唐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唐作为尧之故地，历来有“协和万邦”、“神人以和”的传统。晋立国之初，周王朝考虑到晋（唐）国的特殊性，即赋予晋（唐）国具有包容色彩的“启以夏政，命以戎索”的建国方略。到晋文公时，则“施惠百姓”：“救乏振滞，匡国资无，轻关易道，通商宽农……利器明德，以厚民性（生）”，遂城濮一战而霸。 新田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晋文化的传统和特色，治国方略始终贯穿“和谐”这一主线。
迁都新田是晋国君臣致力于和谐治国的重大实践：一是新田“土厚水深，居之不疾”，显示晋国对宜居环境的重视。二是“有汾浍以流其恶”，显示晋国对生态环保的关注及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多重考虑，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统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。三是“且民从教，十世之利”，突出诚信建设，体现民本思想，强调对文化的传承，有利于实现广泛的社会认同，有利于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的形成。 和谐治国理念，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。新田，本意是指新开发的能够耕种的土地，迁都新田，有利于鼓励发展农耕经济；有利于发展商贸流通，新田与周王城洛、齐都临淄、楚国郢都并称为天下四大商业都会。 和谐治国理念，推进了社会的法制化进程。公元前513年，赵鞅铸《刑鼎》，这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最早又最具影响力的公开颁布的成文法典，其后，随着三家分晋的出现，一个以晋为摇篮的全新的法制时代业已悄悄在晋都新田催生。
河北易经协会提供 www.yijingwang.cn
“和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“和谐”是我国古代“和”的思想的延续和升华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和内在精神。“和”的思想源远流长，内涵十分丰富。最早见于《周易》：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”；《尚书》载：“（尧）九族既睦，协和万邦”；《老子》有言：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；孔子曰：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；孔子的弟子辈则提出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”；“和则一，一则多力，多力则强”……可以说，“和”的思想与中华文明相伴而生，并以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合二而一”、“和而不同”、“和为贵”等价值目标，广泛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；以“和衷共济”、“和气生财”、“政通人和”、“家和万事兴”等道德追求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格的完善。
“和谐”一词的出现跟音乐有关“和”与“谐”的出现，最早跟音乐有关。
《尚书·舜典》载：“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”；《诗》云：“既和且平，依我磬声”；《国语》说：“乐从和”；《尔雅·释乐》谈到：“小者谓之和，大笙谓之巢”；《文心雕龙·声律》指出：“异音相从谓之和，同声相应谓之韵”。以后，引伸为和声、和弦、一唱百和、随声附和等。古琴曲《阳春白雪》，传说为晋国宫廷乐师师旷所创，“和者盖寡”既说明该琴曲技巧性比较强，操琴者难掌握，也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晚期“礼崩乐坏”的社会现实；作为晋国宫廷乐师，师旷所维护和倡导的应当是正统的雅乐，而当时大的社会背景正处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，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；以《阳春白雪》为代表的雅乐已难以适应人们思想发展的需要，故“和者盖寡”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音乐跟政治、社会生活的关系。
“和谐”一词的出现，依然是音乐意义的延伸和扩展。公元前566年（晋悼公十一年），晋国在与楚争郑的战争中，取得决定性胜利，郑国被迫以大批乐师、乐车、乐器、歌女向晋求和；晋国终于成功实现了复霸中原的梦想。为表彰大臣魏绛当初“和戎”的主张，悼公特意将郑进献之“乐之半赐魏绛”，并借题发挥：“子教寡人和诸戎狄，以正诸华；八年之中，九合诸侯；如乐之和，无所不谐，请与子乐之……”此段故事被记载在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里，系“和谐”一词的最早出处。
“和谐”治国兴新田和谐治国的理念在新田提出，不是偶然的，应该说是晋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及传统地域文化的综合反映。晋是在古唐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唐作为尧之故地，历来有“协和万邦”、“神人以和”的传统。晋立国之初，周王朝考虑到晋（唐）国的特殊性，即赋予晋（唐）国具有包容色彩的“启以夏政，命以戎索”的建国方略。到晋文公时，则“施惠百姓”：“救乏振滞，匡国资无，轻关易道，通商宽农……利器明德，以厚民性（生）”，遂城濮一战而霸。
新田文化继承和发展了早期晋文化的传统和特色，治国方略始终贯穿“和谐”这一主线。
迁都新田是晋国君臣致力于和谐治国的重大实践：一是新田“土厚水深，居之不疾”，显示晋国对宜居环境的重视。二是“有汾浍以流其恶”，显示晋国对生态环保的关注及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多重考虑，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统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。三是“且民从教，十世之利”，突出诚信建设，体现民本思想，强调对文化的传承，有利于实现广泛的社会认同，有利于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的形成。
和谐治国理念，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。新田，本意是指新开发的能够耕种的土地，迁都新田，有利于鼓励发展农耕经济；有利于发展商贸流通，新田与周王城洛、齐都临淄、楚国郢都并称为天下四大商业都会。
和谐治国理念，推进了社会的法制化进程。公元前513年，赵鞅铸《刑鼎》，这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最早又最具影响力的公开颁布的成文法典，其后，随着三家分晋的出现，一个以晋为摇篮的全新的法制时代业已悄悄在晋都新田催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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